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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英雄梦:《外族名将传》书评

陶片放逐法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古今中外政治舞台的一幕幕大戏中,放逐从来就都是必不可少的情节,有的人“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阳路八千”;有人在困厄之际涕泗横流地悲叹“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有的人在流放之地劝课农桑,兴办教育,泽被一方......在西方,在进行过丰富的政治实践的古希腊,众多的英雄豪杰、文人雅士、先哲智者也有过被流放的人生经历。古罗马作家奈波斯的主要记载古希腊名将生平事迹《外族名将传》就记载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将们的人生悲喜剧。本文将从政治制度:陶片放逐法,和文化观念:希腊人的命运观两个维度,来分析古希腊罗马世界对于命运和英雄的认识。

被放逐的英雄梦:《外族名将传》书评

书影

一.乌合之众的集体暴政:陶片放逐法

奈波斯在本书中共为19名城邦时代的希腊将领立传,其中有11位是雅典人,他们都是公元前6--4世纪、历经了从古风时代到马其顿兴起时代的一世英豪。综观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几乎所有的雅典英雄人物,他们人生轨迹的共同点是或被审判流放、或者常年旅居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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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城

而这些人大都曾是为祖国、为希腊做出过杰出贡献、在临头大难面前挺身而出、扭转乾坤的真英雄:米亚提德斯曾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以少胜多、让侧翼包抄的经典战术彪炳千秋载入史册,击败了远道而来的波斯大军,可是在这场胜利一年之后,雅典公民因其在另一场战争中无功而反判其下狱,最后令其惨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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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提亚德

地米斯托克利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智勇双全,以连环妙计和弥天大勇领导雅典和希腊走出如履薄冰的困境,但最终因为其功高盖世而遭人嫉妒,最后被祖国流放的他客死于曾被他击败的波斯帝国;米卡列战役的英雄、领导提洛同盟对波斯作战的灵魂人物、米亚提德斯的儿子克蒙同样是因为遭人嫉妒而被判十年流放;其他的一些名将则对自己的同胞们敬而远之:科农多半住在塞浦路斯岛;伊菲克拉特斯常住在色雷斯;

提摩赛乌斯常住在莱斯沃斯岛;卡莱斯住在西格乌姆,因为他们对自己同胞可怕的嫉妒心避之不及。雅典公民可怕的嫉妒心被奈波斯的书中反复提及,那么,这种嫉妒心是如何像野草般疯长并最终扼住英雄命运的咽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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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放逐法在公民大会上很有震慑力

这一切,都与雅典的一个著名政治制度有关:贝壳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希腊文:?στρακον),也被翻译为“陶片放逐制”、“陶片流放法”、“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放逐制”等。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约公元前487年左右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诸实施。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以及极具社会威望、广受欢迎、最可能成为僭主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并未成为防范独裁的安全阀,相反成为了公民对英雄人物集中发射愤恨与嫉妒的炮口。而这一制度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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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将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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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雅典

通过流放的方式来警惕权贵和英雄不要专制独裁,那么逻辑漏洞就出现了。因为英雄独裁是因,被流放是果,所以只要指控某人有成为独裁者的风险,那么就可以被流放。在这一过程中,程序理性无法完全战胜人的情感和非理性一面。所以流放政敌成为了陶片放逐的目的,这一功能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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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间的内战

首先,公民流放英雄,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确被公民抓住了把柄,比如地米斯托克里次希波战争里的功绩,使他获得了雅典的最高权力和崇高的荣誉,威震希腊各邦。然而,在获得了权力和荣誉之后,却利令智昏起来,变得贪财和爱慕虚荣。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权力,不断营私肥己,不但勒索盟邦,而且敲榨同胞,以此聚敛了大量资财,他的家产在短时间内增加了33倍;克蒙执政期间,使雅典财富猛增,国力强大,文化事业和市政建设都得到空前的发展。西蒙的这些成就,使他一度获得雅典民众的热烈拥戴,因而在希腊诸邦名噪一时。但由于西蒙本身是一个拥有巨万家资的贵族,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广大的民众格格不入,所以;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他便把持国政。但除开这些把柄与英雄的过失,流放自己国家的有功之臣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权势喧天会危及民主,还有对他们财富或名望的嫉妒,比如说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代写上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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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陶片

那么这样一来,公民们在投下放逐票时,到底是出于防范独裁维护民主的公心,还是出于妒火中烧的私心呢?雅典人内心深处有对于僭主独裁的恐惧。比如说名将米亚提德斯之所以最后被判下狱就是部分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位僭主,也曾多次担任要职,而雅典公民认为他“似乎向往权利,不甘心成为普通公民,而且精通军事,在列邦享有盛名”,于是雅典人“为了不继续处于惶恐之中,还是将罪不至死的米亚提德斯打下监狱”,虽然他们依旧记得他在马拉松平原的辉煌胜利。但人民对米亚提德斯的独裁倾向只是基于怀疑,拿不出具体的证据。如果说国家的有功之臣都是如此下场,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结果是遭到判决,那么有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呢?当然,这是后话。就算贝壳放逐法尚可以将独裁与寡头的倾向扼杀在萌芽状态、防范独裁,那么人在内心深处,有防范非道德的嫉妒的机制吗?嫉妒本来就是人的天性,在雅典这样一个充满了活力与竞争的社会里,竞争与攀比的激烈度可想而知;更何况民主改革让公民拥有了更大的权利和对权力的渴求,这使得人们的雄心陡增;而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也曾有过一系列鼓励公民参政的政策,既然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还有做事的机会,因此公民们多多少少对英雄有了攀比与比附之心,彼可取而代之也。正是因为如此,像雅典这样的自由城邦里,嫉妒与荣耀相伴,人们乐于诋毁那些跃居高位的人,穷人亦不能正视他人的功绩,不能心甘情愿的承认英雄们的功业。因此对于那些大多出身贵族的英雄人物在充满敬意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怀有嫉妒与仇视。所以所有的雅典英雄们都无法逃脱他们同胞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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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在大众中传播

这一弱点早就被政客看穿。人是社会动物,人处于社会中,其言行举止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在雅典,“演说支配人民,人民支配雅典”,古希腊人很早就意识到,类似于《乌合之众》的认识。集体是非理性的,狂热的,容易被鼓动的,个人即使在集体中,很难不受蛊惑和动摇。人民因为广场效应,而对那些口若悬河、滔滔雄辩的政客顶礼膜拜,盲目追随;于是,公民这股汹涌的洪流就会被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引向固定的方向,公民内心的嫉妒心与对优秀个人独裁的恐惧在演讲者煽动性的发言中被放大,最后吞噬覆盖了整个内心,因此公民为政客所利用乃至最后他们的政敌被众怒,淹没。比如地米斯托克利就曾经利用了众怒与贝壳放逐法流放了他的政敌“正义之士”阿里斯提得斯。原本极度害怕专权与独裁的民众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集体暴政与个人权利的工具,而民意这股盲从的洪流往往比君主制下的流放更可怕,因为君主之下的人民并非决策者,敢怒不敢言,即使是君主错了,也不得不将错就错、心不甘情不愿的执行;而放逐法却将民意充分的鼓动了起来;君主制下尚有人默默地为被流放者鸣不平,而盲从的众意则是让人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

从这个角度看,不禁令人反思:放逐了民主的威胁、潜在的独裁,就能获得民主吗?不独裁等同于民主?当然不是。非否即肯的判断肯定是不对的。希腊的历史早已证明,自由不总是与民主划等号,非独裁不等于民主。对立的二元在同一个体中并存是希腊的特色之一。盲从的民意造成了比独裁更可怕的集体暴政,集体暴政难道不比龙颜大怒更可怕么?而且神经病们在发疯时是意识不到自己有病的。而在雅典公民们将英雄人物流放后却又追悔莫及,因为在国家遇到灾难时,只有那些有能力的英雄才可以扭转乾坤,比如雅典人对于流放克蒙比他本人反悔的还要快。这充分的体现了民意的盲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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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开始了原始的政治实践

就算民众流放了一个所谓的危险分子,但是被放逐的有权势者留下的真空必然会被别有用心者来填补---因为人民从来都是可以被领导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早就提及“政出多门不若政出一门,一个国王统治强于多个头领决断”,人民流放了一个人,就会有另一个人跳出来取而代之。最高明的盗窃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但又在众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行窃,民贼、窃国大盗往往深谙此道,而民众们却还在为流放了国家的祸害而沾沾仔细,窃国大盗也安然无恙。防范独裁,需要的是权力制衡机制而非陶片放逐法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缺乏公正性与理性、不讲究法律流程与证据、单凭民众一时恩怨的糟糕的监督机制。

至于英雄们的贪污腐化,民众要做的是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理性的讲究法律流程与证据的制度对其行为加以约束,而不是用一种任由一时冲动驱动的制度让其在外流放十年。流放十年的做法不也是一种非正即误的绝对化做法吗?功过不能相抵,优点与缺点也不能互相抹杀,英雄们被流放到异邦,使其才干难以得到施展而且使其政治生命被缩短,而这一切竟然是由于他们功业盖世与贪污带来的,如此做派不仅会削弱国家的实力,而且还会令英雄们心寒,毕竟像这种时候不是英雄人物背叛了城邦,而是城邦背叛了英雄。如果说国家的有功之臣都是如此下场,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结果是遭到判决,那么有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呢?

在古代中国,被流放者一般认为“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在古代雅典,个体意识极强的个人可不会这样认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即将雅典出征西西里的前夜,雅典城中所有的赫尔墨斯雕像受到了人的破坏,而且还有人一口栽赃是主战派与主将亚西比德干的。亚西比德自知此系政敌所为但却有口难辩,他深知自己一旦被审判便难逃一死,于是他索性投降了自己的敌国斯巴达并为其出某划策,结果他的计谋让雅典惨败。由于个体意识较强,首先政敌在国家有难之际依旧不忘互相诋毁;其次,由于雅典人对于公民集体没有中国君臣那样的依附关系,所以他们当然有权利也有自由反抗不公正的裁决,此时不公正的裁决带来的后果对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而且被陶片流放者不光有政客、将军,还有学者与哲学家。他们往往因为持有与传统不和的学术观点而被流放乃至被处死。苏格拉底之死便是典型,但他是被陪审法庭判刑的。如果说一个社会如此对待学术观点不合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前途会不会是万马齐喑呢?缺乏思维的碰撞与思辨的结果一般是民智退化。

所以,陶片放逐法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一种政治制度能否让人性中的阴暗面尽可能少的干预政务,或者说将人性的丑恶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将对权势的过度欲望锁在笼子里,或者说将人性中的固有缺点引向正面。比如嫉妒心加以引导就可以成为良性竞争的动力,雅典人令人眼花缭乱、其他城邦难以望其项背的诗歌戏剧成就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雅典官方的戏剧大赛,正因为如此,竞争才造就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一种制度如果无法控制人性中的阴暗面,那么它便无法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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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公民比例

雅典民主制的混乱部分是因为民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事实上,普提尼克山的公民大会会场最多只可以容纳六千人,但雅典黄金时代的公民人数最多可能有5万,至少也有1万4,也就是说,民主不会向公民阶层中的每个人开放;公民大会一个月召开2--4次本来就比较影响公民的生产生计,所以,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民主本来就富人的游戏,而雅典名将名流大都出身世家大族,他们的家产保证了他们的家族资历与受到良好教育,因此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是雅典民主制给人以权力的诱惑与假象,很多公民对权力趋之若鹜,但因为自己又缺乏从政的实力与能力求之不得,于是人们乐于诋毁那些跃居高位的人,穷人亦不能正视他人的功绩,不能心甘情愿的承认英雄们的功业,然后陶片放逐又给了他们以宣泄扭曲心态的机会。在那些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人民甘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没了像雅典人这样的烦恼。我们不能让不懂航海的人当船长,也不能让不懂军事的人当将军,否则就是才非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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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一般是骑兵级别的公民

所以过分的自由也是一种束缚,对于雅典公民,对英雄都是如此。

二.命运女神的捉弄:英雄面对命运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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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欧洲最早的文学著作、发出了命运的撕心裂肺的呐喊的史诗《伊利亚特》中就的主题就是命运。在每位英雄名字的背后都附有他的生平摘要头衔和身世,在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的历史女神Cleos,她的名字就是使荣耀的含义,让光荣的过去荣耀就是历史,在荷马的诗行中,千万人的命运之线纠结交织在一起,命运女神想要斩断一条命线,其结果必然是人世间的万死千伤,哀鸿遍地,就连阿基里斯这样的神之子都不能幸免。诗歌对个人命运的记述,是与对国家命运的记载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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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是希腊文学思考的重要命题之一


奈波斯所做的是将一个人的命运线索从狄奥多罗斯、希罗多德 、阿里斯托分等人的著作中抽丝剥茧地剥离出来,并加以整合,将它们归类整理后呈现给读者。字里行间不乏荷马史诗的雄浑悲壮,但更多的是引人深思。

传记的语言平实质朴,古罗马文学也许是缺少希腊文艺的灵动与生气。但这些如短剑般短小精悍、一语中地的话语不蔓不枝,寥寥数笔,一个人物的生平素描便被勾勒出来。经过精选的主要事迹让人细品起来回味悠长。传记的开头一般都以作者对传主的概括性描述,比如“地米斯托克利,雅典人,他的伟美德弥补了年轻时犯下的罪过”;“克蒙,雅典人,米亚提德斯之子,青年时代极为坎坷。”在结尾,则以人物的死因或以他的生平往事中的某个细节收尾,或以他一生的品行告终,如“克蒙的美德使其生的无忧无虑,死后众人齐哀”;“阿里斯提得斯死后不留分文,他的两个女儿的嫁妆由国家支付,虽然然他身居要职,但以贫困而终”。在传记如乐曲般戛然而止的同时让人感到余音绕梁,言有尽而意无穷。传记的内容既涉及军事策略与政治斗争,更有名将们的个人生平轶事,用奈波斯本人的话说,是为了“顾及学者与莽汉”,为了作品能雅俗共赏,毕竟阳春白雪的文笔和内容难以让普通读者接受。对于那个年代的罗马作家而言主要分为3大类的散文包括:历史修辞学哲学,而记录个人轶事的专门传记当属奈波斯的首创,因为他所提及的个人私事是优秀传记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所收集到的生平趣事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令人扼腕叹息,这是很多宏大历史著作所缺乏的,在《希波战争史》里,我们看到的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由无数人物形象铺成的历史马赛克;而奈波斯的作品则让我们看到了每一片历史马赛克的细节,与它们在整个历史的鸿篇巨制中所处的位置。

《外族名将传》的结构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9个生活于公元前6-4世纪的古希腊将领 的列传;第二部分是马其顿、波斯诸王与两位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哈米尔卡的传记。奈波斯并未给这些传主们建构精确的年代体系,这给毫无相关知识的读者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困难,奈波斯只是通过传主们参与的军事斗争与政治事件让读者去体会爱琴海的斗转星移。在读传记的时候,不知不觉间,读者的思绪就被作者的文笔从公元前6世纪签到了公元前2世纪,物是人非间变换了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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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战胜与失败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读完全书之后,不禁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慨叹。这部书的主题就是命运,奈波斯反复提及的就是英雄们无法摆脱的命运,在无数人身上发挥着作用,荣耀与嫉妒并存,危机在和平之下潜行,英雄们逃脱不了民众怨毒的目光,邦国与个人的相互背叛,顶天立地的存在死得轻如鸿毛,挺过逆境的人却在顺境中表现的比在逆境中鲁莽,在灭亡自己仇敌的同事却被仇敌的阴影所笼罩,最后重蹈自己对手的覆辙。暴政被颠覆,民主依旧无序而聒噪,英才被大众灌下怨毒的嫉妒而早夭;逃不脱的命运在意想不到时候借助松懈袭来,效忠的呐喊被叛乱嘲笑,同行的人走着走着分道扬镳,海誓山盟经不起岁月的碾磨,信誓旦旦被流年唏嘘成风声,出征的儿郎埋骨他乡,春闺梦里人成为食腐的乌鸦紧紧盘算的殉葬......希腊名将列传的最后一位传主福基昂在领死之前仰天长叹,啊,那个希腊人没有历经过这样的悲剧。有的命运是人为造成的,但有的命运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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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们面对的共同的命运就是嫉妒。荣耀分散了人的注意力,殊不知命运在赐予人以荣耀的同时,正准备将其抛入深渊。书中所提及的英雄几乎都有被嫉妒的命运,米娅泰德死于监狱;地米斯托克利因嫉妒而去国离乡,阿里斯提得公正廉洁都不免被指责沽名钓誉而被赶出城邦,对底比斯有再造之功的伊帕密浓达因为公民的嫉妒而落选本有他担任的将军;在波斯王手下效力的希腊裔大将达塔迈斯因为群臣在波斯王面前诋毁他功高震主而被迫起兵反叛;为了远离嫉妒,好多人干脆一走了之,远离祖国,与自己的人民保持距离。这样的被流放的命运与其说是天意,难道不是人事?在自由城邦里,嫉妒与荣耀相伴,人们乐于诋毁那些跃居高位的人,穷人亦不能正视他人的功绩,不能心甘情愿的承认英雄们的功业。因此对于那些大多出身贵族的英雄人物在充满敬意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怀有嫉妒与仇视。人民视英雄们造福于民的功绩为理所应当,但却对他们的畏惧与嫉妒大于拥戴所以,英雄们一旦稍有触犯众意之举便会招致众人的非难。所有的英雄们都无法逃脱他们同胞的嫉妒,无论是民主制的雅典,还是寡头制的底比斯概莫能外,更何况是东方君主专制的波斯宫廷呢?

被放逐的英雄梦:《外族名将传》书评

光荣的阿基里斯也难逃命运的制裁


在荷马的时代,宙斯满足了阿基利斯的愤怒,阿基里斯的愤怒让希腊人一拜涂地,但所有希腊人必须坦然接受承当,因为这成全了宙斯的意愿,但到了后来,欧里庇得斯开始借普罗米修斯之口控诉宙斯的残暴、命运的不公,个人的意识正一步步觉醒,因为有时命运是不可改而注定的人为造成的,所以英雄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面对命运,他们反抗,反抗千万人射来的嫉妒之箭,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凡身肉胎的人。有的人努力回避,达塔迈斯在因被嫉妒而反叛之后多次以智谋勇气挫败波斯王的正面进攻,还成功的躲过了刺客的谋杀;但是这个”靠智慧而从未靠阴谋胜过同辈的伟人最后被虚伪的友谊葬送“------他被波斯王安插的内应,他的盟友所暗杀,他机关算尽也未能逃过命运的伏击;这与俄狄浦斯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但命运绕了个圈依旧与他迎头相遇何其相似?有的人以自己的方式报复祖国,比如亚西比德;有的选择接受命运的裁决,在国家需要找回自己时依旧为国效力,如克蒙与阿里斯提得斯者。但是种种抗争到头的结果是什么,终不可避免一死。有的人死于非命,有的人在历经风浪后安度晚年。死亡是我们最伟大的责任之一,人类社会必须清陈代谢,老人必有终日,只有死亡才能为新生提供空间,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种群保持活力,欣欣向荣,一个族群不可能永远被老气横秋者把持,除非他们不想继续存在。所以想长生不老,想要不死,其实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我们最伟大的责任。那些求仙的帝王、独裁者,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自私的人,他们在逃避自己应当承当的责任的同时,还要求别人承担本不用承担的责任,这种不肯接受命运裁决的人死后肯定不会没有负面的评价。所以,死亡是躲不过的命运,本来就是这样。

被放逐的英雄梦:《外族名将传》书评

奥德修斯不止一次受到命运的挑战


但是,死亡会以何种方式到来?是自然终结,还是自然的意外,或是人为所致?有人会死于自然的意外,比如埃斯库罗斯的光头被一只想吃乌龟的老鹰当作石头而被老鹰用乌龟投中;但《外族名将传》里的名将大多死于非命:伊帕密浓达、佩洛皮达斯战死沙场,其实以他们的尊贵身份,战死疆场似乎可以避免;克农、亚西比德、迪翁、达迈塔斯死于暗杀,他们对自己的死法也许有所预知,但谋杀他们的人应当出乎他们的意料;卡布利亚斯、特拉西布鲁斯死得无足轻重,前者因为他人的嫉妒与自己作为战士的荣耀随着战舰而沉没,后者死于因大意而趁虚而入的突袭;克农和特拉西布鲁斯一样,他们的死多多少少是出乎他们意料的;米亚提德斯、鲍萨尼阿斯、福基昂死于牢狱之灾,如果说鲍萨尼阿斯是罪有应得,福基昂是自作自受,那么米亚提德斯死于牢狱之中就绝对是命运裁定的不公了;克蒙与阿格西劳斯死于征途之中,而且死在取胜之际,这似乎是所有名将中结局比较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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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悲喜剧往往有现实的政治和军事根基


光是不同的死法就值得我们好好回味一番。他们的死因有多少是基于自身性格与功绩,有多少是由于外部的干预呢?应该说性格、外力,偶然与必然如同剪不断理还乱的丝线,纠结在一起就是人的一生。若将人的生命之线的横断面截开,哪里理得清那根线粗哪根线细?更何况在人生的不同时刻,不同丝线的粗细还不一样。命运到底由什么这个问题注定呢?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看不清、说不清。由于时空、认知、乃外因的局限,人们就如同盲人摸象,都只能窥见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貌,比如克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波斯人捉拿并杀害,他就没有察觉到波斯人的杀机、达迈塔斯躲过了波斯人的杀手却没能躲过朋友的屠刀都是如此。当然,有的当事人还有机会在事后结合前因后果反思过去,但有的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理论上说事后诸葛亮看待问题会更加客观全面。但是后人因为远离那个时代而无法接触到一些有助于推理认知的真相,因此事后诸葛亮的结论也不一定全面高明。在后人的眼中。因为史料的缺乏,有的错误的、与史实有出入、或者说与史实相比不完整的历史形象就永远的定格在了历史的星空中。

从名将之死向前逆流漫溯,便会明白什么叫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达迈塔斯犹如俄狄浦斯般逃避死亡;而地米斯托克利又曾想到过自己会在波斯殒命吗,尤其是他取得萨拉米斯之战的伟大胜利、成为波斯人不共戴天之死敌时。他因为在萨拉米斯之战后没有烧毁波斯人逃回亚洲的跨海大桥而在多年后的落难之际被波斯王收容。但事实上,以地米斯托克利不拘一格、敢于冒险的性格,他会想到今后这么远么?他会料到自己的未来而为自己留这样一条后路吗?他如果要流亡,其实完全可以去其他的城邦而不一定是去波斯啊?事实证明他最后也是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去波斯,希腊人眼中的仇敌与蛮邦。其实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之战后是主张烧桥的 ,但是这个想法被阿里斯提得斯制止,阿里斯提得斯(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说法,希波战争史记载的是 斯巴达大将尤利比亚斯)以穷寇勿追之理说服了地米斯托克利放弃此计谋。假如说没有人拦住他,地米斯托克利也许就会去烧桥了,命运与历史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也就是说地米斯托克利不烧桥并非是为自己留退路,而只是站在为希腊谋划的立场上放走了薛西斯,而不是像鲍萨尼阿斯一样用波斯王室的安全返回作为政治筹码与波斯人眉来眼去。但就是地的没有烧桥的举动却意外的在日后救了他的命,成为了日后命运的伏笔,如此戏剧性的命运,怎能不令人慨叹?阿基西劳斯与亚西比德的命运则与他们的国家纠结在一起,需要另开篇目叙述。不可知的命运,一次次的将人们玩弄。

但是这些人之所以是英雄,是名将,是因为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当机立段,没有想太多,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只有把握当下全力以赴,才能坚实的才下一个个命运的脚印,让自己让后人看清迷雾被驱散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子。而在岔道口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纯粹靠自己了。在做选择时就全力以赴,不要因计较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优柔寡断,分散注意力,也许这就是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秘密。德尔斐的祭司们应当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模棱两可的神谕只是模糊的暗示了未来可能的走向,所以无论人们做什么选择都是符合神谕的。是人的行动,而不是神让自己认识到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认识你自己吧。

三.作品的文风与启示

被放逐的英雄梦:《外族名将传》书评

雅典的市集


这本书将一幅幅英雄命运的素描呈现在读者面前,供读者们对比品味,而与其他文本的比较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对比《希腊史》《希波战争史》《希腊罗马名人传》来看待不同书里的同一个人。因为除了石碑,古币,绘画等遗存性史料之外,所有的文本,也就是纪录性史料,那些为记录而记录的材料多多少少都有不客观的成分。作为典型的罗马文化著作,奈波斯传记的道德说教意味十分强烈,而且他在书中很有意识的在贬损雅典的民主制中非理性的暴民政治。所以但凡是英雄的被流放似乎都被简单地归咎为人民的嫉妒与民主体制下权利主体过于广泛带来的混乱,过分突出道德因素与个人身世的沉浮的关系使得奈波斯的传记有了一些命运史诗的色彩, 但是看看《希腊罗马名人传》就知道地米斯托克利的贪臧枉法与招摇过市也是他流亡异乡的原因之一;克蒙的亲斯巴达立场则多少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缩短。其实一人千面,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都具有多面性。所以如果我们的眼里只有他的好色,那么他就永远是流氓了。横看成岭侧成峰,每本书、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画家们为了自己的目的选取一个角度为人物画像,这样一来一个人物另一面的缺点就会被有意掩饰。所以偏听一家之言是不明智的,要形成对一个人物、事物的完整认识,就应当听取百家之言,透过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尽可能看到接近事实的情况。